天朝版 转自 立志做股神@百度东野圭吾吧



麻子女士：



感谢您前两天出席婚礼。



婚礼上，我一直担心您看到那些从乡下赶来的亲戚，会再次回想起当年的事情，从而引起不快，因为那些人根本不在意自己肆无忌惮的言行。



空气干净是那个小镇唯一的可取之处，那的确是个荒芜一物之处。我是在七年前从高中毕业，考入东京的女子大学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。



四年里我一直住在大学宿舍。对父母说想报考东京的大学时，他他们齐声反对，说什么万一被坏人欺负，堕入风尘怎么办？万一被迫吸毒成瘾怎么办？万一被杀害怎么办？



到底是听到什么传言才如此联想的呢？大城市出身的您读到这里，大概会忍俊不禁吧。



我虽然也搬出他们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抗议——“那是你们《大城市二十四小时》看多了”，而实际上也屡次有过类似的恐怖想象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坚持要去东京。



东京有什么好，你想学的专业县里的大学不是也有吗？如果上县里的大学，即使每天回家对你有些勉强，公寓的租金却很便宜，有什么事也能马上回来，这样不是更让人放心吗？



父亲如此劝说。



怎么会放心呢？你们不是最清楚这八年来我是如何在这小镇上战战兢兢生活的吗？



这么一说，他们不再反对，只是提出条件，不能一个人租公寓，必须住学生宿舍。我没有反驳。



生平第一次到东京，发现这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。下了新干线，看到车站人满为患，不禁想，这儿的人是不是比那乡下小镇的人还要多呢？更令人吃惊的是，那么多人竟然能互不碰撞，各走各的，连我也可以一边仰头看乘车指南一边踉踉跄跄地去换乘地铁，中途没撞上什么人，安然到达目的地。



坐上地铁，还有更令我吃惊的事。尽管周围有不少乘客，可大家几乎不说话，偶尔大笑或说话的大部分是外国人。



一直到初中我都是走路上学，高中则骑自行车，一年中只有和朋友或家人去城里的时候才坐电车。路程不到一个小时，我们总是没完没了地聊天，比如准备买什么，下个月是某人的生日要提前买礼物，午饭吃麦当劳还是肯德基……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有悖常情，因为车里到处是说话声和笑声，而且没有人表示不满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乘电车的时间就该如此度过。



我忽然想，东京的人是不是看不见周围？是不是对他人漠不关心？是不是只要没给自己添麻烦。邻座的人干什么都事不关己？是不是连对面的人在看什么书也不想知道？是不是连站在眼前的人提着多么高级的包也视若无睹？



等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流泪了。一个提着大包、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在流泪，大概会被误以为是思乡了。我不好意思地擦擦泪，环顾四周，没有一个人留意我。



真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绝美之处！我有些激动。想来东京，并不是因为这里有时尚的商店或众多的娱乐场所，我是想融入不了解我的过去的人群当中，就此消失无踪。



确切地说，作为杀人案的目击者，我想从还未伏法的嫌疑人的视线中消失。



宿舍是四人间，大家都不是东京人，第一天的见面就成了炫耀各自家乡兼做自我介绍的大会。馒头好吃，有温泉，自己家和有名的棒球选手家很近之类。但其他三人虽然来自地方，也都是出生于人们熟知的城市或小镇。



我说出家乡小镇的名字，三人都不知道是在哪个县。



他们问起那是个怎样的地方时，我回答说：是空气干净的地方。我想麻子女士您应该明白，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家乡小镇没有值得炫耀之处，而是出于无奈。



在乡下小镇出生的我每天理所当然地呼吸着那里的空气，真正认识到空气很干净是刚上小学四年级时，也就是发生那次凶案的春天。



教文科的泽田老师曾在课堂上讲过这么一番话：“大家住在全日本空气最干净的地方。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？医院、研究室使用的精密仪器需要在无尘车间制造，为此，工厂得建在空气干净的地方。咱们镇上今年新建了足立制造厂，日本第一大精密仪器制造商在这里建工厂，意味着这是日本空气最干净的地方，大家应该为住在如此美丽的小镇而自豪。”



下课后，我们问惠美理泽田老师说的是否正确。惠美理说：“爸爸也说过同样的话。”我们这才真正相信家乡小镇空气干净。这并不是因为惠美理的父亲长相威严、目光锐利，是足立制造厂的大人物，而是因为他来自东京。



当时，没有一个孩子认为镇上没有便利店有什么不便。只有出生以来就存在的东西才是理所当然的。即使电视里有芭比娃娃的广告，由于是从来没见过的玩具，也就没想到要拥有，反而认为摆在每家客厅的法国玩偶更重要。



可是，自从镇上建了工厂，我们就萌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。惠美理这种来自东京的转校生的到来让我们逐渐认识到，以前司空见惯的生活其实相当落后不便。



首先，她们居住的地方和我们的大不相同。镇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超过五层的建筑，尽管足立制造厂的员工公寓设计风格以融入自然为主题，在我们看来却犹如异国城堡。



惠美理的家位于公寓顶层第七层，得知她要邀请我和其他同住在小镇西区的同班女生去她家时，我竟然兴奋得难以入睡。



受邀的四个人是我、真纪、由佳和晶子。



我们四人从小一起玩大，在相同的环境中生活至今。对我们来说，在惠美理家看到的一切都宛如异国之物。



首先令我们吃惊的是房间里没有被墙壁隔开。当时我还没有所谓的LDK（即Living Room客厅、Dining Room餐厅、Kitchen厨房 三者功能兼具的房间。）概念，看到客厅、餐厅和厨房一体，着实吃了一惊。



惠美理用茶杯给我们倒了红茶。茶壶和茶杯是成套的，在我家这种东西绝对不会让小孩子碰。和茶具配套的盘子里摆着嵌满水果的水果馅饼，除草莓外都是些叫不上名字的水果。我大口嚼着馅饼，有些陶醉，又感觉似乎哪里不协调。



吃完茶点，大家提议玩布娃娃，于是惠美理从自己的房间拿来芭比娃娃和心形塑料服装盒。那天，她和芭比娃娃穿着一样的衣服。



“涩谷有专卖和芭比同样衣服的商店，去年生日的时候买给我的，对吧，妈妈？”



已经难以忍受，有一种想逃走的感觉。



这是，不知道谁说了一句：“让我们看看惠美理家的法国玩偶吧。”



惠美理愣了一下，反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

惠美理没有法国玩偶，她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我有些蔫的心似乎一下子又膨胀起来。惠美理不知道是正常的，因为在城市里法国玩偶早已过时了。



稀稀落落地点缀在镇上的古老木房大都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了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：离玄关最近的房间设计成了西式客厅，里面一定有枝形吊灯和装在玻璃盒子里的法国玩偶。尽管法国玩偶很早以前就有了，可直到惠美理搬来大约一个月前，女孩子中开始流行挨家挨户欣赏玩偶。



刚开始只去朋友家转转，后来逐渐去邻居家。乡下小镇的居民几乎都互相认识，而且放玩偶的又是离玄关最近的房间，所以很少遭到拒绝。



其间，我们开始做所谓的“玩偶笔记”，给法国玩偶排名。那时不像现在，孩子们可以轻易地拍照片，如果有中意的玩偶，我们就用彩色铅笔画出来。



主要根据裙子的漂亮程度来决定排名，可是我更喜欢看玩偶的脸。大概买什么样的玩偶反映了主人的性格，我总觉得玩偶的脸和那家的孩子或母亲有点相似。



惠美理说想看玩偶，于是我们带她去排名在前十名的人家。想到住在这栋公寓的其他孩子一定也没见过，惠美理还叫上了另外几个不知道年纪和姓名的孩子，几个男孩不知何故也混了进来，我们一起走访了镇上的人家。



第一家人说我们这是“法国玩偶参观游”，我们很认同，便决定以此命名那天的活动。



我家的玩偶排名第二，粉色的裙子，胸前和裙摆镶着软软的纯白羽毛，肩部和腰部绣着大朵的紫色玫瑰，可是，我更喜欢它和自己似乎有几分相像的脸部。我用万能笔在玩偶的右眼下点了一颗和我一样的泪痣，还被妈妈骂过。另外，这个玩偶让人觉得不像大人也不像孩子，似乎看不出年龄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



至今还觉得，虽然当时得意地说自己的玩偶很棒，可从大城市来的孩子们似乎没什么兴趣，我大失所望。



转完最后一家，惠美理说：“还是芭比好。”我想她完全没有恶意，但由于她这句话，一直看起来熠熠生辉的法国玩偶忽然变得一文不值。那天之后，我们不再玩法国玩偶游戏，玩偶笔记也被塞进抽屉的最深处。



法国玩偶一词再次被镇上的人们提及是在三个月后，就是“法国玩偶失窃事件”。关于这件事，麻子女士您了解多少呢？



在七月末夏日庆典的晚上，镇上五户人家的法国玩偶被盗了，其中就包括我家。家里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，钱也没有丢失，只有放在玻璃盒子里的玩偶被偷走了，真是奇怪。



庆典在小镇边上居民中心的操场上举行，下午六点开始盂兰盆舞会，酒店举行卡拉OK大会，结束已经是十一点左右。镇委员会免费提供西瓜、冰欺凌、面条、啤酒招待大家，还有少数卖刨冰、点心的露天小店。作为镇上的活动，此次可谓规模不小。



包括我家在内，玩偶被盗的人家有两个共同点：一是家族成员全部去参加庆典，二是玄关都没锁。但我想当时谁家都如此，如果家中无人时有受托寄送的东西送到，送东西的人可以直接打开玄关，把东西放在门口，这种事常有。



因为有过法国玩偶参观游一事，警察草草得出结论，认为是小孩的恶作剧，最终是当做庆典当晚的离奇事件处理，小偷和玩偶都没有找到。



我还记得父亲训斥我：“都是因为你们干那种事，让没有玩偶的孩子嫉妒才拿走的。”



那件事情之后，暑假开始，我们从早到晚疯玩，特别中意小学的游泳馆。上午在某个同学家做完作业，下午去游泳馆，游泳馆四点关门后，我们还要一直在学校玩到天黑。听说如今连乡下的小学也采取各种防范措施，休息日孩子也不能随便进入，而当时就算玩到天黑，也没有一个大人批评我们，甚至如果偶尔在下午六点《绿袖子》的音乐响起之前回家，家里人会问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，或是不是吵架了。



那次凶案的前后经过，我在事发后已经把知道的一切告诉了警察、学校老师、我父母，当时每个在场的孩子的父母，还有麻子女士以及您丈夫，在此，我想把事情经过从头再讲一遍，因为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……



那一天，也就是八月十四日的傍晚，因为是盂兰盆节，平时的玩伴们要么去亲戚家，要么家里来了亲戚，所以在校园里玩的只有我、真纪、由佳、晶子，还有惠美理。



四人中有的和祖父母住在一起，有的和亲戚都住在同一个镇上，所以盂兰盆节对我们来说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日子，仍和往常一样玩耍。



来自东京的职工在盂兰盆节假期间好像都不在，但惠美理没走。她告诉我们，她爸爸节日期间还有工作，而且八月末要去关岛旅行，所以决定待在镇上。



我和惠美理在法国玩偶参观游的时候闹了点别扭，可是后来又重归于好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也许是因为惠美理迷上了在那之后开始流行的探险游戏。



盂兰盆节期间游泳馆休息，所以我们在操场的一角、体育馆的背阴处玩排球。我们只是围成一圈，互相投掷，努力连续投一百下，玩得很是入迷。



这时，那个男人走过来。



“喂，打扰一下。”男人和我们搭话。



他穿一身带点黄绿色的灰工作服，头上缠着白毛巾。



突然有人搭话，本来就有点不在状态的由佳没接住球。那个男人捡起滚到地上的球，朝我们走过来，他笑嘻嘻的，很爽朗地对我们说：“叔叔来检修游泳馆更衣室的换气扇，忘了带梯子。只是拧个螺丝，我可以把你们扛在肩膀上，谁来帮我一下呢？”



如果是现在的小学生， 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相当警惕。学校也并不一定是安全场所，如果当时我们有这种意识，也许可以避免事情发生，或者如果有人告诉我们，碰到陌生的大人搭讪应该大叫着逃开，这样也许更好。但在那时候的乡下小镇，大人最多只是提醒孩子，如果有人给口香糖或声称“你的父母病了”时要小心，也绝对不要搭陌生人的车之类。



我完全没有怀疑眼前这位叔叔。不知惠美理怎么想，但大概其他几个孩子想法和我一样。听到“帮忙”一词，甚至有些跃跃欲试。



“如果是扛到肩膀上，我个子最小，最合适。”



“够不着换气扇怎么办？我个子高，我去吧。”



“你们俩会拧螺丝吗？我这方面可很在行。”



“螺丝太紧怎么办？我力气大，一定没问题。”



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，只有惠美理没有吭声。那个男人好似在做鉴定，把我们五个人挨个看了一遍，说“个子过高过矮都不行……眼镜掉了也不好办，你看上去有点重……”



最后，男人看着惠美理说：“你最合适。”



惠美理面露难色，看了看我们。不知是不是因为选中的人是惠美理而不是自己而感到懊恼，真纪提议大家都去帮忙，其余三人表示赞成。



“谢谢大家。不过更衣室很狭窄，很多人去的话，会造成工作不便，而且万一受伤可不得了。大家就在这儿等着吧。马上就干好了，完了之后，叔叔给你们买冰激凌。”



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。那人说了声“回头见”，便拉着惠美理的手，穿过操场离去。游泳馆在大操场对面，我们没有再关注两人走远的背影，重新开始玩排球。



玩了一会儿，我们在体育馆入口凉快的背阴处坐下，开始聊天。正值暑假，大人却不带我出去玩。爷爷家如果离得更远点就好了。听说惠美理下周要去关岛。关岛属于美国吗？还是一个国家？那个嘛，不太清楚……惠美理好令人羡慕，今天穿了芭比服，脸蛋也漂亮。像惠美理那样的眼睛叫丹凤眼吧？真好看，可她的爸爸妈妈却是大眼睛。她的迷你裙好可爱，是吧？惠美理的腿好长——还有，你们知道吗？惠美理来了那个啦。那个？是什么？纱英竟然不懂吗？



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“例假”一词。在学校聊起这种话题已经是第二年上小学五年级之后，一般只有女生聚在一起才说这些，妈妈还没有跟我提起类似问题，而且我没有姐姐，亲戚里也没有比我年龄大的女孩，所以根本无法想象。



三个伙伴看似从姐姐或妈妈口中听说过，于是就像炫耀多么了不起的知识似的，给我解释“例假”是怎么回事。



“例假”是能生孩子的象征，血从两腿之间滴答滴答往下流。什么？那就是说，惠美理已经可以生小孩了？是啊，由佳你的姐姐也一样吗？是啊，妈妈说我也快有了，还给我买了内裤呢。天哪！真纪也……据说早熟的女孩子大概从五年级就开始了，纱英你到了中学也会有的，听说大部分人到高中都会有。骗人，哪里有中学生生孩子的？那是因为没有怀孕。怀孕？是啊，纱英不会连孩子是怎么怀上的都不知道吧？对了，就是结婚吧？不对，你也太幼稚了——就是和男人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。



写到这里，我不禁担心您会说我写得乱七八糟，然后把信撕个粉碎丢掉。



当时我们聊的入了迷，直到听见《绿袖子》响起，才意识到已经六点了。



“今天堂哥要来，家里人要我六点必须回去。”晶子说，我们想到今天是盂兰盆节，于是决定早点回去，当然没有忘记去叫惠美理。四个人穿过操场，回头看看，比起玩排球那会儿，影子已经拖得的很长，这才意识到惠美理被带走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心里开始有些不安。



游泳馆周围用铁丝网围着，入口敞开，门用铁丝固定起来。估计在那之后每年暑假都是如此。



从入口处走上台阶就是泳池，泳池对面并排的两间活动板房作为更衣室，右边是男更衣室，左边是女更衣室。走在泳池边上，不由得想，这里好安静啊！



更衣室的门是推拉式的，没有锁。记得打开女更衣室门的人是走在前面的真纪。



“惠美理，完了吗？”她边说边打开门，“咦？”她很奇怪，因为里面没有人。



“已经干完回去了吧。”晶子说。



“那么冰激凌呢？说不定只给惠美理买了。”由佳很生气。



“太滑头了。”真纪接着说。



“是不是在那边呢？”我指了指男更衣室。里面鸦雀无声。



“肯定不在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你们看。”晶子满脸不高兴地反手打开男更衣室的门。我们三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。晶子有些迷惑地回过头，忽然尖叫一声。



铺着浴垫的地板中间，惠美理头朝门口倒在那里。



“惠美理。”真纪战战兢兢地叫了一声。大家都呼唤起惠美理来。



惠美理睁着眼睛，纹丝不动。



“不得了了！”真纪叫起来。如果这时她说“死了”，我们说不定会吓得抱头逃窜。



“赶紧去叫人。晶子跑得快，你去惠美理家，由佳去派出所，我找老师过来，纱英守在这儿。”



听了真纪的指示，大家立即分头行动，从此以后，似然再也没有一起活动过。这一点应该和其他三人的证词没有多大出入。



发现尸体的经过已经有人反复问过我们四人，可是发现尸体之后的事却没人详细问及，而且，因为我们四人从来没有一起谈论过事情始末，所以在那之后大家都有些什么行动，我并不清楚。



下面只是陈述我自己的行动。



很快大家都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更衣室门前，我再次看了看惠美理。紧身的黑色T恤卷到胸口，几乎已经看不见上面粉色的英文“芭比”字样，露出白白的肚皮，还有开始隆起的胸部，红色的方格百褶裙也被卷起来，下半身裸露着，没有穿内裤。



虽然只是让我在这儿守着，可我想如果有大人跑过来，看到这副样子，可能会训斥我怎么不知道替可怜的惠美理整理整理。尽管让惠美理遭此厄运的不是我，但我还是怕遭到指责，于是战战兢兢地走进更衣室。



惠美理眼睛圆睁，口鼻均渗出液体。我尽量不去看她，把自己的手绢盖在她脸上，用指尖揪住T恤的衣角往下拽了拽，又把裙子拉下。弯下腰时，我发现衣柜最下层扔着条皱巴巴的内裤。



内裤怎么办呢？上衣和裙子不用接触身体就可以整理好，内裤可不行。我看向惠美理短裙下呈八字形伸出的又白又长的腿，发现两腿之间，血沿着大腿留下。



在俺一刹那，我突然很恐惧，飞快地跑出更衣室。



我知道惠美理已经死了，可还是能够把她的衣服整一整，应该是因为她是被勒致死，没有流血。从更衣室出来，眼前的泳池忽然也变得非常恐怖，我顿时吓得两腿发软。弹指之间，太阳已经西沉，而且开始起风。我看着微波荡漾的水面，感觉像要被吸进去，每年都听说如果盂兰盆节游泳，会被魂灵勾住双脚，此刻这种说法在我脑子里萦绕，渐渐地，我被一种幻觉包围——惠美理会不会忽然坐起来把我推进泳池，带我一起走？我闭着眼睛，塞住耳朵，抱起头蹲在地上，撕心裂肺地大叫起来。



为什么我没有晕过去呢？如果我能如愿以偿地不省人事，如今我的境遇大概会有所改变。

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麻子女士您最先跑过来。那之后的事情您应该都记得，所以在此我只简单写写我自己。



由佳带着警察返回。过了一会儿，妈妈也来了。她见我好久没回家，非常担心，听到喧闹声便也跑来把我背回了家。回家后我才哭起来，声音比之前撕心裂肺的叫喊还要响。



妈妈没有马上追问事情经过，而是让我躺在垫子上，又端来凉麦茶，轻轻给我揉背，嘴里还小声嘟囔：“幸亏不是纱英。”后来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脑海深处，挥之不去。我闭上眼睛，沉沉睡去。



再此所写的一切与当时事后的证词应该没有什么出入。虽然遭遇那样的惨事，我们也还算充分地提供了证词，只是最需要弄清的一个问题，我们四人却都想不起来，对于这点，我至今深感内疚。



那天的事情可以如电视图像般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，只有那个男人的长相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。



“他头上裹着白毛巾。”



“他穿着灰色工作服。”



“什么？不是浅绿吗？”



“年龄吗？看上去大概四五十岁。”



虽然能想起整体轮廓，可是面部特征怎么也回忆不起来。被问及是高个还是矮个，胖还是瘦，圆脸还是尖脸，大眼睛还是小眼睛，鼻子长什么样，嘴巴有什么特征，眉毛又是什么样，有没有痣或伤疤这样的问题，我们都摇头不知。



只有一点毫无疑问——“是不曾见过的人”。



凶案在这个弹丸小镇被议论了很久。亲戚里有一个大伯出于好奇，专门来向我打听始末，被我妈妈骂了回去。其间，镇上的人们开始议论法国玩偶事件，认为也许是这个镇上或者相邻的镇子里有对幼女感兴趣的变态狂，偷走法国玩偶还不满足，又杀害了像玩偶一样可爱的小女孩。诸如此类的话题被传的煞有介事。



不久，警察再次走访调查了玩偶被盗家庭，此后大部分人都开始认为两件事是同一人所为，对幼女感兴趣的变态狂就是罪犯。



可是我却不以为然，因为在当时的几个女孩中，外貌特征最符合“幼女”一词的是我。



事后，只要一闲下来，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惠美理的尸体，虽然是黑白图像，流到大腿的血却鲜红刺眼，然后惠美理的脸逐渐化作我的脸，这时，我的头开始阵阵作痛。我按住脑袋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幸亏不是我。真是轻率的想法，也许有人会这么认为。



其他三人怎么想我不知道，也许有的会表示同情，说“惠美理好可怜”，有的会有负罪感，自责没能救惠美理，可是，我仅仅因为担心自己的处境，就已经筋疲力尽。



幸亏不是我！但紧接着就会产生一个疑问，为什么是惠美理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心中有明确的答案——五人中只有惠美理已成为大人，所以才会被男人凌辱，最终被杀害。



那个男人，也就是嫌疑人是在寻找含苞初放的成熟少女。



一个月过去了，半年、一年过去了，罪犯仍然没有找到。您回到东京是事发之后第三年吧？我想您已经察觉到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当时的约定。



事后，镇上的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，我内心的恐惧却日益膨胀。虽然我想不起罪犯的长相，说不定罪犯记得我长什么样，下次也许会杀害我或者其他几个孩子。事发以后周围的大人还很在意我们，可是现在都逐渐在淡忘，说不定罪犯在等待只有我们几个孩子活动的时候再次作案。



我陷入一种错觉，无论在干什么，总感到罪犯无处不在，他从窗户缝里、建筑物背后、汽车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。



害怕、害怕、害怕，不想被杀害。为此……



——我不要成为大人。



即使有时会感受到某种视线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想起那件事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了。也许是我在中学选择加入了文艺类社团中要求最严格的管乐队，整天忙于练习的缘故。



但是，我的身心均未摆脱那次凶案。意识到这一点，不，应该说被迫意识到这一点是我十七岁，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。



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，我还没有迎来初潮。即使个头再小，还不来例假是不是也有点奇怪呢？妈妈说，这也许属于个体差异，可还是去医院看看比较放心吧，于是我去了邻镇的县立医院妇产科。